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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子涛：亲历农资市场的变革

上世纪８０年代，在原金华县农资公司与同事合影。（左二为虞子涛）

    从１９７９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到１９９２年中共召开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而来的，是市场的复苏，经济的发展。一辈子与农资市场打交道的虞子涛，也在工作中亲历了这一成功的经济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

    我是临安人，1953年来到金华，此后一直在金华从事农资销售。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还在杭州宗文中学念书。1951年高中毕业，我被分配到临安专区供销社任采购部经理。新中国成立到我参加工作的那段时间，中国还是实行供给制，生产资料、生活用品一级一级根据计划进行分配，很少经营。我们主要供应、采购除粮食以外的物品，我负责搞计划。

    1953年，舟山成立要事司令部，取消了临安专区，临安所有的党政机关都搬到了舟山，人员也随之被重新调配，我被调到省供销社。当时省供销社要在全省成立两个农业生产资料批发站，一个在杭州，一个在金华。我就在那一年来到金华，供职于农业生产资料金华批发站。我刚来的时候，金华城很小，最热闹的是西市街，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就在中山路边上的煤建巷口，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房子，那可是金华城里唯一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农业生产资料金华批发站是个大站，分管着下面27个县，有湖州、建德、衢州、丽水等等，我还是管计划。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农资行业跟现在不一样。每年农资站要把化肥供给计划交给生产企业，其中碳酸氢铵多少、硝酸铵多少、硫酸铵多少、尿素多少、复合肥多少，包括磷肥里过磷酸钙多少，全给你分好了。用肥季节到来之前，生产企业按每年的计划把化肥用车发出来，我们运进来放到仓库里面。这些农资产品，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都要凭票。我们根据各县人口和土地分出计划指标，然后下分到27个县，比如这个县一百吨我就负责印一百吨的票。票印好后发下去，县里发到公社，公社发到生产大队、小队，再分到农户，农户再到供销社下面的农资供应点去买。我记得当时计划分配最多的是金华县，说明当时金华县的粮食种植面积在27个县中最大。

    大概是1955年以后，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农资分配制度也发生了变化。除了按土地面积分配计划外，还多了一种根据粮食收购量实行奖售的粮票。奖售粮票是专门用来与农民做“交易”的，就是收购农副产品时当“粮食”支付给农民，实行等价交换。粮食、禽、蛋等130多个品种可以用来换取奖售粮票。农民可以凭票到当地粮站购买粮食或饲料。当时一头一般大小的猪换取的奖售粮票可换四五十公斤化肥。（当时一吨化肥的价钱是200多块钱。）

    1958年，我被下放到多湖公社劳动锻炼，一年以后，辗转来到原金华县农资公司当经理，公司里的大部分事务都由我一个人打理。我既要根据省里计划、地区计划到生产企业拿货，又要通过县政府给区供销社划拨计划，按计划给区供销社调拨供应农资商品。

    改革开放以后，具体地说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当时化肥等农资商品在我国仍处于短缺型时期，加上农业在我国的基础地位和农资商品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我国农资流通实行的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过渡政策。农资销售一是按国家计划，一是议购议销。价格也实行双轨制，国家计划的按全国统一牌价，一吨化肥400元。议价的那部分价格由物价部门制定，要800元一吨，相差一倍。

    这一时期，我们这个农资公司仍然是农资商品流通的主渠道，手中仍掌握着大部分指标和计划，相当程度上依旧垄断着农资市场。老百姓也是拿着票来买的多，毕竟议购议销的价格高一倍啊。各级供销社农资企业在执行政府计划的同时，也开始开发经营，虽然市场份额被切走一块，但在市场竞争中仍然占据着有利地位。在这以前，我们的盈亏都由国家承担，到这个时候，我们也开始产生利润了。

    1992年，我从原金华县农资公司退休。之后，农资流通市场基本放开。生产企业自销、农业三站经销、外贸企业进入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大量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农村的个体户更是以各种方式打入基层农资零售市场。供销社农资行业长期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市场份额被大量侵占，部分供销社农资经营企业还在这期间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1997年，由于不能适应市场化经济，我原先所在的农资公司破产了。

    退休以后，我就住在小码头，这里主要经营农资。春耕备耕时节，前来购买农资的农户络绎不绝，整个市场红红火火的。在迎来送往间，想想我们那时候的农资市场，我每次都要感慨一句：活了！市场真的活了！

  （虞子涛 口述   胡文英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