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

迷失的“民二代” 他们梦归何处

    一方面，“民二代”拥有更为强烈的城市情结，权利意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对生存现状的迷茫，令他们很容易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

    2010年春节刚过，一场缺工潮席卷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媒体争相报道这些地区农民工劳动力的短缺带给企业的生存危机。

    而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外来务工人员劳动力市场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一位北京西客站地区的民警向记者描述：元宵节前后，北京西客站每天平均滞留300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地上地下黑压压到处都是人。这些在春节后潮水般涌到都市的农民工，一时无处安身。

    一份来自科研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目前中国近2亿的农民工队伍中，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农民工占到60%以上，成为当前农民工队伍中的主体。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针对这部分农民工，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又叫民二代)”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浙江大学理工学院管理分院副院长游建章这样描述新生代农民工：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三高一低”

    25岁的王成标在宁波劳务市场已经转了3天，他想找一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除了工资上有要求之外，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上班的地方，要有网吧，因为他喜欢上网，但是，这个条件，很多企业却满足不了他。记者在浙江、北京两地调查的100多名“80后”和“90后”农民工中，90%以上的人业余生活以上网聊天为主，因此，工作场所附近有没有网吧，成为他们择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来自河南安阳的张宝峰刚刚21岁，已经来宁波务工两年了。春节前，他在宁波鄞州区洞桥镇一家五金厂工作，每月工资2000元左右，但他辞职了。张宝峰说，他之所以辞职，并不是嫌工资低，主要是这家五金厂是个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从事的都是简单的零件加工工作，而他很想学门手艺。“干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就是透支青春，等年纪大了，体力不行了，又没有手艺，企业也就不要你了。人要可持续发展才行呀。”他说。

    听到他说出“透支青春”、“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词语，记者有点意外。一问才知道，张宝峰的老家比较重视教育，他读完高一后，由于成绩不太好，同时又急于到南方闯荡，便来到宁波务工。今年春节他回老家过年，但感到自己已经不习惯农村的生活了。“我家就我一个男孩，父母很疼我，我从小就没干过农活，既不会种田，也不想种田。过年回去呆了几天，心里闷得发慌，我更喜欢城市，城市的生活多姿多彩。我父母也不靠我赚钱，他们希望我能留在城里，我也想永远留在城里。”张宝峰说。

    生于1987年的吴建是湖北人，他重新找工作的理由很另类：原来的单位里清一色都是男同事，耽搁了自己的终身大事。说到这个理由时，小伙子挺认真的，逗得旁边那些年长的求职者哄堂大笑。见大家笑了，他的脸也变红了，不过他强调自己说的是真话。

    3年前，吴建高中毕业后到北仑的一家船厂工作，到去年下半年，他每月收入达到2500元，这令他很满意。但是，船厂里全是男同事，生活太单调，船厂周围的企业也很少有女孩子，吴建想找个对象都很难。虽说春节回老家也能找对象，但时间太短无法深入了解，往往谈不成功。“找对象还是找在一起工作过的好，这样志同道合，能相互理解。”吴建说，他希望新找的单位男女员工都有，而且有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这样大家可以在一起工作、娱乐的同时，找到自己喜爱的人生伴侣。

    老家在云南的赵学治也有同感，他原先在宁波象山的一条渔船上工作，每月收入有3000元，但他还是要放弃这份工作。“出海一去就是半个月，看来看去就是船上那么几个人。”赵学治说，他30岁了还没找到对象，和自己的工作有很大关系，他也想找一个女同事多的工作单位。

新生代农民工在找工作的时候，对工作环境都有特别的要求，在记者采访的正在找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多人首先问到工作时是站着还是坐着，宿舍有没有空调等。

    《意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概括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吃苦能力低。

    而在缺工荒和新生代农民工异军突起的情况下，记者发现，一些企业也在努力地迎合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要求，有媒体将其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逼企业加快产业升级”。

   “没有家的感觉”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将打工收入寄给家里，而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家中似乎也很少对他们提出经济上的要求。与父辈的“生存型”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多属“发展型”，打工赚钱养家已不再是他们最主要的动机。

    而与父辈的另一个区别是，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新一代农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因为有着更多的企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除了待遇上有所要求外，对精神方面的要求也很高。而这种挑剔，也让企业主们感到很是“头疼”，有的企业为他们专门建起了休闲区，以供大家消遣用。宁波江北一家电子企业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对记者说，现在的农民工，很难伺候，一点苦都不能吃，并且脾气也大，一点不如意，就扔挑子走人了。

    记者采访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发现虽然生活在城市，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内心其实还是孤独的。他们每天工作在流水线上，到月底拿到手的是微薄的薪水。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王成标的父母是典型的“民一代”，自己被父母留在老家的爷爷奶奶身边一直到上初中。爷爷奶奶年事已高，管不了他，他自己学习一直好不了。初中没有毕业，就跟着父母到了宁波。来了之后，他就被城市光怪陆离的生活迷住了，“做一个城市人真好！要啥有啥！”王成标说。

    后来，他才发现，虽然城市这么美好，但是属于他的却不多，他的父母租的是小区的车库，又潮又湿，空间又小，就这，还占去了母亲半个月的工资。同时，他还发现，在城里打工是很累的活儿，他的父母都在一个电器加工厂做杂工，每天回来累得倒床就睡，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 王成标忽然也感到空虚和失落。

    王成标在16岁的时候，终于拥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母打工的厂里做杂工，但是干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就不做了。“那活儿太累了，我根本干不下来。”王成标说。此后，他就游荡在城市，从而学会了上网，学会了把头发染成黄色，有些东西虽然买不起，但也让他认识了。

    18岁的时候，在父母的好生劝说下，他进了一个工具厂学起了车工，这一学就是两年，终于出师了。此后，他就在这个城市以打工为生。王成标说，这几年，他一共换了六七份工作，但是一直没有赚到钱。谈到换工作的原因，要么是“工作太苦”，要么是“车间主任的脸色难看”，要么是“不适合自己”。过了今年春节，他看到招工的多了，心就又活了，把原来的工作给辞了，重新找起了工作。

    对于未来，王成标说他心里一直没有底。与他的父母辈相比，他的生活状态一直也没有改变，租住在最便宜的民房里，一个月的房租要400块左右，他曾想买一台电脑，但是又怕放在这样的房子里丢了，同时又因为生活不安定，他也不敢接网线，所以，每个月到网吧上网，都要花去一笔钱。王成标很想在宁波拥有一套房子，过上那种像模像样的生活。但是他知道，这些都是“想想而已”，城市的门槛太高了，像他这样的情况，将来唯一的退路，还是在遥远的农村。而对农村，王成标说，他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乡间的气息对他来讲已经陌生，这几年，他过春节也不愿意回去，因为回去实在适应不了老家那一下雨雪就泥泞的乡间小路和一到晚上就黑乎乎的天地。他不知道这种生活何时是个头，但是他只能就这样往下走。

    和王成标相比，小白在宁波已经打工10年，他说他有技术，但是就是融入不进这个城市，户口、工作、房子，都是一道道门槛，“我就是一天24小时上班，也买不起一套房子。并且随着年龄越大，会越来越感到失落。”

    因为没有归属感，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讲，他们只能生活在城市边缘。与父辈们不同，他们有自己的追求，法律意识也高，如果稍有些不如意，他们就会去找有关部门投诉。他们很关心国家有关他们的改革问题，例如户籍、居住、劳动环境等，但是和以前一样，他们还是找不到“方向”。“两会”期间，记者曾走访了100多名新生代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