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许中华  文/摄

伊初建的纪录片之一《婚礼摄影师》

伊初建的纪录片之二《饥饿计划》

    9月4日晚上，在后骑士数字影像，周浩的两部纪录片《厚街》（获2003云之南影像展最佳新人奖）和《龙哥》，引起纪录片发烧友的热议。周浩的另一部纪录片《高三》，获得2006年第3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第三届“reel china纪录片双年展”评委会奖，使他晋身为国际级纪录片导演。伊初建与周浩算是同道中人，彼此私交甚好，他向周浩打了招呼，获得放映许可，《厚街》和《龙哥》成为金华太末影社（由婺城区新闻传媒中心主办，青年纪录片导演伊初建和青年画家巴赫发起，金华纪录片发烧友的集散地）成立以来第一次观看的片子。作为青年纪录片导演，伊初建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纪录片。就像没有电影以前，人的一生是部小说。”

    打小拿照相机当玩具

    今年正是伊初建的而立之年，创办已有两年多的后骑士数字影像渐入佳境，但他心底的理想依然放在独立纪录片上。

    1998年，伊初建从汤溪走出去闯荡，先是在一家电动工具厂打工。三四个月后，接到他叔叔的电话，让他过去帮忙。当时他叔叔在江西德兴市开了一家影楼，配有专业的影视设备，德兴市本地第一张手工冲洗的相片，就是出自他叔叔之手。伊初建没有多想，“反正撞到哪一行，算哪一行。”他立马整理好行李，坐火车去了江西。

    说起他叔叔，伊初建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他走上纪录片之路，他叔叔是个关键。“小时候，和别的孩子玩得不一样的是，我拿照相机当玩具，我记得第一部相机还是海鸥牌的。”伊初建说。初到江西，他不知道如何着手工作，开始一边看书学习，一边练打字、刻光盘。伊初建说：“这好比学钢琴看五线谱一样，一路摸索过来，前三个月我老要抱电脑去电脑公司向他们请教，后三个月，他们开始找我交流技术了。”

    他叔叔收藏的影碟，从革命影片到一些比较粗糙的纪录片，成了伊初建的兴趣所在。在江西三年多，他把所有的工资都用来买书，尤其是影视方面的书籍。他说：“我没有上大学，如果再不努力，我的同学在这个期间，一定比我走得更远，等他们从大学里出来，我就跟不上他们了。”

    练武不成改拍纪录片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传统武术有一个短暂的流行期，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一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80后，尤其是出身农村的一代，也有过痴迷武术的青春岁月。伊初建读初中时，很想上武校。却因成绩优异，反而去不成。后来初中毕业，他父亲已经答应满足他学武的心愿，不想再次因为学习出众，成了泡影。“班主任游说我父亲，觉得让我上武校太可惜了，还是上大学为好。”凡是越反对，他越作对。伊初建说：“你不让我学，我便要去学。”他开始在村里寻找武师，跟他们学各类拳术、刀术，继而在周边村子寻找其他武师，但碰到几个会几手的师傅，也不见得愿意教他。

    “武术本身有一种美的东西存在，它给人一种力量。”伊初建说，这是最令他着迷的地方，但他学到的拳术，架势都不美观，这又未免让他有些气馁。

    伊初建谈及武术，他自言，追求的是沉浸其中的“武”的状态，“武者，止戈，和也。”而不是和人家动武。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是一个不甘落后的人，甚至不讳言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一旦爱上一行，他就在这一行折腾，直到他成为这一行里的佼佼者。因为不能习武，他把这份痴迷全部用在了拍纪录片上。

    纪录片是我的表达式

    2002年回到金华，伊初建带回来一套影视素材，以为这回终于找到了生存之道。谁想空有屠龙技，全无稻粱谋。一时之间，不免有些彷徨。他在影楼找了一份工作，从头开始，八小时工作制对他来说实在太少，他的工作时间从影楼延续到家里，影楼当月就发了他800元工资，没有延期三个月后才发。最后当他离开影楼时，也没有像其他员工一样被扣钱。“这一年之间，我有了一个很大的感悟，技术并不是最重要的，对生活的理解才最重要。”伊初建说，出来之后，他在王村租了房间，开始创业。

    那时，他和女友一同住在中村，每个月总有五六次到录像厅看片子，武侠片仍然是他的最爱。关注电影，在他看来，等于关注另一种人生。拍电影的冲动在他身上也越来越强烈，伊初建说：“我似乎找到了我的表达式，就像作家通过写作来表达他对世界的思考，我通过影像来表达我对世界的思考。”

    2005年，作为中国民政部与欧盟合作开展的“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下的公共宣传计划的其中一项，中国村民自治影像十名最佳村民DV纪录片计划在《南方周末》上开始征集作品，伊初建写了一个方案发到指定邮箱，半个多月后，他收到消息，他入选了。“那年刚好是冬天，我扛了个摄像机，立马坐火车去了北京草场地。”伊初建说，初见吴文光（中国著名纪录片导演，他拍摄的《流浪北京》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他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只觉得他不过是来培训我们的老师而已，草场地看上去就是一个仓库。”

    每天来培训班给他们讲课的不是国内外著名导演，就是大学教授，这让伊初建受益匪浅，他说：“这些人以前离我们太远，一下子近距离接触，才明白吴文光原来是这么一个大人物，甚至被人们称作‘中国纪录片之父’。”以前他认为纪录片也是赚钱的一种方式，谁想在吴文光那里，纪录片是纯粹的，它已经上升到艺术的层面。吴文光对纪录片的执着与热爱，也影响了他，使他的纪录片之梦更加真实。

    人的一生是部纪录片

    “跟随吴文光最大的收获，是他让我对纪录片有了一个概念，独立纪录片是从一个个体的视角去解读世界，之前我拍摄的短片，就是纪录片。纪录片更是直面自我的东西，当你去关注身边的人和事，你一并关注了自身的存在。”伊初建说。在这次纪录片计划中，他获得了全国十佳。但得不得奖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能不能剪辑成片也是次要的，“关键是你有一个拍摄的状态，有这个冲劲，有这个责任感，一直拍下去，而不是一直等下去。”尽管他没有把手头的素材剪辑成片，但作为最原始、最基本的纪录资料，他已经丰富了自己。

    “譬如我们家门前，以前有一条河，我们常在河里用淘米篮子舀小鱼，在河里洗菜洗肉，现在我想拍这条河，这条河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一个排水渠。记忆的不可复制性，让我们无法重现当年，只能回忆，纪录片比文字更擅长的，那只是它呈现了当年我们所熟悉的画面。”伊初建说，15年的变化，如果记录下来，那就是历史；如果没有任何纪录，一个村庄的记忆很快消失在历史的夹缝当中，“我想在时间的河流里抓点什么上来，免得全部流走。”

    伊初建谈得最多的是，纪录片是有意识的。这个意识也许是导演的，也许是纪录片中人物的。这和摄像头去拍摄，完全两样，因为监控是没有感情的，自动是一种失控。他现在经常去拍摄身边的朋友，包括画家、诗人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个“像”的时代，无论是影像、图像，人们热衷于看，而不是思考。在纪录片的道路上，以前他隐约觉得自己应该走下去，现在他坚信自己必须走下去。他说：“只要我们对这个时代有所记录，那么，在今后的某个时代，人们或许会通过这些反思他们的时代。”这也许就是纪录片的意义，寻找最真实的镜头，然后，获得自身的真实。

纪录片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纪录片的核心为真实。电影的诞生始于纪录片的创作。1895年法国路易·卢米埃尔拍摄的《工厂的大门》、《火车进站》等实验性电影，都属于纪录片的性质。中国纪录电影的拍摄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第一部是1905年的《定军山》。最早的一些镜头，包括清朝末年的社会风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片断和历史人物李鸿章等，是由外国摄影师拍摄。纪录片又可以分为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纪录片一词是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最早称呼出来的，他是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的弟子。纪录片美学观的奠基者之一维尔托夫开创了“电影眼睛派”，提倡镜头如同人眼一样“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反对人为的扮演，甚至反对带有表演的影片（故事片）。而1922年美国导演弗拉哈迪的开山之作《北方的纳努克》却是由纳努克“真实”扮演而成，最后有现代文明重返原始生活的纳努克甚至因为缺乏过冬食物而死。同为纪录片的先